杨浦区：从“自己一双手”到有无数“帮手”

    （上海基层党建网）  控江路645弄居民区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老公房小区。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月芬一度为有限的资源发愁：小区停车矛盾，独居老人多照顾成难题……这些问题，仅凭社区一己之力很难解决。“从仅靠　‘自己的一双手’到有了无数的帮手，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刘月芬所说的“帮手”，正是杨浦区域化党建联盟。
　　区域党建联动拧成“一股绳”
　　“刘书记评评理，他车子不动，车位谁也停不了。”停车问题一直是老旧小区的“老大难”问题，居民为争车位吵吵闹闹，总要找居委会。这事放在以前，刘月芬和居委干部只能当“和事佬”好言相劝，没有更好的解决之策。
　　今年，在一次党建促进会上，刘月芬等人提出老小区停车难的问题。驻区单位党组织听到了居民区书记的诉苦，杨浦体育活动中心和杨浦卫校党组织负责人当即提出，愿意腾出车位给居民错峰停车。经过盘点，两家单位每天预留100多个车位给周边居民停放车辆。居民们拍手称好：“从停车点走到小区，不过5至10分钟，解决了一块心病！”
　　“社会治理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可以从基层党建工作中找到治本之策。”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说，只有抓住基层党建这个纲，才能纲举目张。区域化党建将隶属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的党组织连结成共同体，党的建设从上层着力向基层着力转变，从局部推进向整体推进转变，从各自封闭向共同参与转变，从简单粗放向精准发力转变。
　　杨浦区对于区域化党建的探索，早在五年前已有雏形。
　　杨浦区内有众多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部队和“两新”组织。由于隶属不同部门，彼此之间隔着一道梗阻之“墙”。2012年6月，上海基层首个区域化党建联盟在杨浦区成立，由杨浦区委和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8家高校党委，上海烟草集团公司党委等7家企业党组织共同发起。
　　党建联盟的存在，相当于破除了条块分割的藩篱，将以往缺少互动的区域单位“联”起来，拧成合力共促的“一股绳”。
　　党建联盟这张“网”越织越密
　　联动，仅仅是探索的第一步。
　　“区域化党建如果抱着‘吃大户’的逻辑，无法深入开展下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黄晓春教授说，要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必须牢牢抓住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即城市基层党建的精准发力。破题的关键，在于党建三级联动，资源下沉社区。
　　“阿拉新小区出行太不方便了，能不能多开些公交线？”在新江湾城街道召开的几次社区居民听证会上，不少居民代表反复提出诉求。而这些听证会正是源于街道建立的民主协商党建平台。
　　新江湾城街道党工委和党建联盟单位巴士一公司反复实地勘察，数次协调市交警总队、区建交委等相关单位，为社区开“穿梭巴士”而奔忙。今年，淞沪路以西的公交交通实现了从无到有，开通了4条公交线路，最新式的电动巴士也运营了。“今年，公交车扬招点要在阿拉社区建好，我们都盼望着。”社区居民黄阿姨兴奋地说。
　　2015年起，根据“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市委“一号课题”精神，上海深化街道体制改革。从“管理”向“治理”，又迈进了一大步。
　　“创新社会治理重心在街道社区，加强城市基层党建的重心也在街道社区。”在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威利看来，区域党组织尤其是街镇党组织能更好地发挥共治的引领作用。
　　以杨浦区为例，在区委领导下，不少街道探索建立党建共治平台。区域化党建联盟这张“网”向下延伸，越织越密。
　　“多元主体参加社区治理，大家协商共议，处理解决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新江湾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倪瑾说，在党建联盟的基础上，社区成立了法治、文化、发展、公益等委员会，在这些社区专委会中，80%以上成员来自辖区内高校、企业等街道体制外人员，他们中很多人成了街道党工委兼职委员。居民需求通过党建联盟提议后，由这些社区专委会商议，再提交社区党委、社区委员会审议，最后推动落实。
　　这样全新的联动共治机制，让倪瑾感受一新：“从原来街道一家牵头，到社区多元主体联动推动，街道由原来的‘自转’变成‘自转’+‘公转’。说实话，更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和落实。”
　　放眼杨浦区，三级联动组织更为健全。区委是“一线指挥部”，街道党工委是“龙头”，社区党组织是“战斗堡垒”。三级贯通联动，使得基层党建有效运转。
　　街道之下再辟“睦邻区”党建
　　对上海而言，将城市基层党建根植于社会治理中，体制机制理顺后，如何用“绣花针”绣出更为精细的城市，这需要以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加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半径，它往往比居民区大，比街道小。”在黄晓春看来，如果基层党建的力量能适应15分钟“生活圈”，现代社区的治理能效将更为显现。
　　杨浦区层层深入，探索在一个“比小区大，比街道小”的“睦邻片区”形成党组织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控江路700弄内六层楼高的老公房，楼梯没有扶手。由于物业经费不足，靠小区自身难以找到对接资源，老人们只好颤颤巍巍地上下楼梯。居委会今年联系了党建共建成员单位文通钾盐集团，出资为小区内几栋楼安装了楼梯扶手。帮助他们找到资源的，正是“睦邻片区”的党建力量。
　　延吉新村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肖伟珍介绍，去年，延吉新村街道在原有4个睦邻中心的基础上，将17个居委会划分成为4个片区，以睦邻中心为“圆心”，建立睦邻片区党建促进会。每个片区包括4—5个居民区党组织，吸收10个左右驻区单位和三四个“两新”组织党组织参与，片区党建促进会会长由街道领导担任。就这样，控江五村、控江东三村等居民区，原本驻区单位党组织寥寥，如今通过片区整合，一下子多了十余家党建联建单位。
　　“这相当于一户‘大家’分成了四户‘小家’，便于共治自治。”黄晓春长期在延吉新村街道调研，在他看来，睦邻中心就设在小区里，与居民距离近。在片区设立党建促进会，相当于区域化党建的精细化联盟，有效解决各居民区党建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它并不是新设机构，却通过搭建党建新机制，更好地对接了治理需求。”
　　畅通“立交桥”迸发社会活力
　　“区域内，层层可结盟，处处可联系，事事可沟通。”杨浦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龚培娟说，有了党建联盟平台，各方力量汇聚，畅通了社会治理“立交桥”，社会活力不断迸发。
　　新途社会组织负责人周晓芸，到延吉新村第四睦邻中心才来一年多，就对睦邻区党组织成员和周围小区居民都很熟悉。“以前，社会组织需要满世界拿项目，做完一个项目，换一个地方。”她说，睦邻区党组织将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体系，“我们成了社区治理的一分子，更能深耕了。”杨浦区各街道还引入个体协会的公益服务，成员主动上门为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理发、洗澡、维修家电。不少老人感动地说，“党组织真正把服务做到家了。”
　　“党建联盟织得更密，成员单位之间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互惠互利的联结更为长久。”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博士朱明洁感同身受。
　　在“四平七十二变”的自治项目中，同济大学发挥资源优势，让教授和学生为街道“微更新”出谋划策，而社区也成了学生的社会实践点。“老师带着学生深入社区，询问老百姓需求，起初他们还不理解，看着小区里多了废旧轮胎做的跷跷板，阅报栏前多了扶手，都忍不住赞叹。”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杨浦区域化党建联盟正向新兴领域延展。
　　“虽说创客们都是选择四海为家的人，但我们也需要温暖的家。”腾讯众创空间（杨浦）联合党支部书记迟少惠说出了许多创业者的心声。而“创承汇”给了创客们一个温暖的家。作为区域化党建联盟今年的新探索，五角场街道党工委与区科委、区科创集团等组建这个党建群建平台，为创新创业者服务。“街道为我们送心理疏导、中医问诊活动，端午节还组织我们包粽子。”作为联盟的一分子，创客们利用节假日参加义工服务，去居民家中提供免费电脑杀毒、数据备份、重装系统等服务，回馈社区。
　　5年前，杨浦区内仅有区级层面党建联盟。如今，12个街镇全部成立联盟街镇分会，科技、卫生、教育、物业、建设等行业成立联盟分会，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的党建探索逐渐展开。这张区域化党建网不断拓展和延伸，区域内486家单位党组织成为会员，与区域共建共享共融。
　　“基层党组织联动，整体系统推进，上下共同发力，形成一盘棋。”在李威利看来，作为上海城市基层党建的生动缩影，杨浦区在一个个社区、一栋栋楼宇、一类类群体中，织密基层组织之网，强化党组织功能，让党的基层组织常建常新，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眼睛向下看，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密切的正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黄晓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