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四大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完型

齐卫平　张玉菡

[摘　要]　 中共创建史研究中，一般都以中共三大作为建党任务完成的标志，将1921年至1923年称为党的创建时期。我们认为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构成中共创建的完整过程。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意识的树立，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完型标志，中共四大确定“群众性党”的建设目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方式新思路，为迎接崭新的国民革命做好了准备。到这时，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真正完成了建党的任务。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共四大；组织完型

 

 

一个政党的组织创建活动有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从宣告成立到成为一个组织成型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经过了从中共一大到四大的创建过程。从其创建过程看，伴随着实践深入和思想理论的发展，它经历了组织完善、机制建构、纲领确定、策略形成以及革命方式确定等重大问题的明晰和成熟。

 

一、无产阶级政党完型的要素构成

 

政党是近代社会出现的组织形态，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团体。所谓“政党完型”，指的是一个政党具有了完备的组织形态。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对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提出过明确的要求，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必须具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思想武装。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2]

 

第二，必须树立明确的革命纲领。马克思主义强调：“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内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订出来或是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本身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3]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的性质。

 

第三，必须形成革命的斗争策略。列宁认为，如果只是一个理论家小组，可以没有以对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为基础、能够确切回答当前的麻烦问题的策略路线，“但是一个正在行动的政治团体就不能没有这样的策略路线”。[4]斯大林指出：“我们党有自己的纲领（运动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有自己的策略（斗争方式）和自己的组织原则（结合形式）。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我们党赖以建立的基础。”[5]

 

第四，必须有严密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制定党的章程，遵守组织约束，坚持民主集中制，都要求有严密的纪律规定为保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甚至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铁的纪律”来保障组织成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恩格斯指出：“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6]

 

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建党思想体现出无产阶级政党超越其他一切旧政党的先进性。从这些建党思想看，无产阶级政党不只是一个组织形式的问题，更是一个包括思想理论、革命纲领、斗争策略和组织纪律等一系列要素在内的形态构建。

 

二、中共三大没有最后完结党的创建任务

 

中国共产党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建立要求，它的创建显示了如上恩格斯所说的“萌芽状态”的过渡和从一个“潜在的党”向一个“实在的党”的完型过程。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一般都以中共三大作为建党任务完成的标志，将1921年至1923年称为党的创建时期。这个传统观点主要的理由是中共三大形成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以1924年实现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起点。这样的看法已成定论，但是否准确值得重新研究。

 

中共一大宣告了形式上的组织诞生，标志着组织形式的确定，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开始。然而，仅有一个组织形式上的名义对政党创建并不重要，中华民国初年数百个政党都曾有过组织形式的确定，而后却绝大多数都销声匿迹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质上不同于中华民国初年的政党组织，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力量，它所坚持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取向，显示了其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长期发挥作用的规定性。中国共产党组织形式的确定，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诞生，标志着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变。这种革命主体力量的转变必然意味着政党组织的性质转变，这种新旧革命的转变必然意味着政党组织的面貌转变。之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一切旧政党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是一个组织形式的符号，而是一种新兴政治力量兴起的载体。因此，中共一大宣告党的诞生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一个呱呱落地的新生儿能不能存活下来？靠什么存活？需要进一步接受考验。

 

中共二大区分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是在组织形式确定后向政党完型迈出的重要一步。中共一大最早的纲领表现出明显的政党稚嫩，突出的地方就是直接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移植为党的行动纲领，没有结合中国国情确定自身的具体目标。这个问题在一年后的中共二大得到了解决，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区分使党明确了当前任务和远大理想的奋斗步骤，符合中国的实际。也正因为这样的区分，政党完型才有了更为具体的发展。为了执行和完成最低纲领规定的任务，需要解决策略方针问题。党怎样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必须依靠什么样的主体力量？斗争的主要矛头应该是哪些对象？这些问题不解决，政党就难以正确地开展活动。中共二大后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思考和研究，促进着中国共产党从稚嫩逐渐走向成熟。

 

中共三大确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中国共产党采取团结和联合一切革命力量的策略是正确的选择。党内对采取这个策略有个认识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主张排除与其他力量的联合，“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7]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党和青年团加入国民党。[8]这个主张不久就有了变化。同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时局宣言，承认国民党在现存的各政党中算“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认为“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9]这个认识的变化为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催促下，中共党内虽然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上还有一些分歧，但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的思想认识上则形成共识，并在中共三大上形成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起来的表现。

 

然而，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策略只是解决了联合革命力量的组织形式问题，并未真正解决中国共产党加入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式以及路径问题。随着国共合作实践的展开，革命的方式以及路径问题立刻暴露出矛盾。以国共合作为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秘密状态走了出来。这个情况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便于更广泛更深度地加入中国革命运动中去。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是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中共一大成立时的50多名党员，主体也都是知识分子。因此，党的组织在什么方位上进行定位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中共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作出了初步的回答：“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0]这样一个“群众党”的建设思路，提出的就是革命的方式和路径问题。在走出秘密状态后，囿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实践，党最先努力的方向是将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政党，认为共产党“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11]“国民党还有许多手工厂的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及工商业的职员，可以做很广泛的行动的基础。我们党的能力现在很有限，很不容易在这几种民众里有很大的工作；而且这许多民众里，大致都适宜于用国民党的宣传”。[12]很明显，在统一战线策略确定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出发点还是希望改造国民党，将联系和发动群众的期待寄予国民党身上。这种以国民党为国民革命领袖地位的认识，很大程度束缚了中国共产党加入革命的方式和路径的明确。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创建的整个过程。

 

三、中共四大标志着中共创建的组织完型

 

1925年1月11日至1月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初步总结了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加以系统化，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雏形。从党的创建过程看，中共四大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解决了党加入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式和路径是什么的问题。中共四大最突出的意义是树立了将党建设成为群众性政党的鲜明意识，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共四大召开前后，组织和发动群众运动的思路清晰地浮现出来。随着国共合作实践的开展，一系列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党与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是什么关系、党怎样对待农民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对国民革命的态度有什么差别、党在国民运动中居何种地位等等，核心是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四大之前，党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为中共四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中共四大的主题突出了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如何加大宣传、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力度，树立了领导和发动工农革命的斗争方向。中共四大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形成的认识，是解决党如何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式和路径这个根本问题的关键。中共四大指出：“最近在中国之解放运动的全部进程上和我党对于这个运动之积极的参加，实要求我们与劳动群众和革命的智识分子——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国民党之政策为满足——之关系日紧一日。因此，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智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13]这里明确指出国民党的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它的政策已经不能满足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所以，党不仅要在工人群众中做工作，吸收党员，还要深入到农民、学生、兵士、知识分子、小手工业者等一切受压迫的群众中开展宣传教育，扩大党的影响，增强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吸收其优秀分子入党，向建设群众性政党迈进。这就表明，党的创建过程发展到中共四大，形成了从“秘密状态”转向公开亮相，从一个“潜在的党”转变成一个“实在的党”，从知识分子建立的政党组织转向“群众党”的发展目标。

 

    中共四大以唤起工农，掀起大革命高潮为任务，并突出树立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加强巩固工农联盟的意识，这不仅仅是建设群众性政党意识树立的两大理论基石，同时也是党开展工农运动，领导促进工农革命风暴掀起实践思路形成的理论依据。中共四大提出的思想理论显示了党的成熟，其正确性为日后的革命实践所证实。中共四大以后，掀起了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风暴、史无前例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北伐战争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了高潮。中共四大以后，党员迅猛增长，中共四大召开后8个月，即1925年9月，党员发展到3164人，到1927年5月，党员人数已经达到57967人。[14]其中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中共领导的工会会员，中共四大召开时只有唐山和上海等地的少数铁路工人和矿工，中共五大前已发展到280万；农民协会会员，中共四大时只有广东20万有组织的农民受党领导，中共五大前已发展到972万会员。[15]中国共产党开始由小团体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众性政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8.

 

[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3.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7.339.

 

[4]列宁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57.

 

[5]斯大林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57.

 

[7][8][9][10][11][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8.31-32.37-45.90.148.238.

 

[13]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75.

 

[14]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39.

 

[15]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56-57.

 

作者齐卫平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玉菡系中共一大纪念馆副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专门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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